三个月前，她攥着京大的录取通知书，像攥着一根救命稻草，带着于斐从仁心孤儿院来到了京州。
名校的光环、政府发放的微薄救济金、学校出于同情为她和她的“智障”哥哥安排的那间仅有三十七平米的出租屋……所有这些加起来，在京州高昂的生活成本面前，依旧显得杯水车薪，几乎要将她年轻的脊梁压垮。
那是蒋明筝第一次向现实低头，选择了妥协。
开学前一个礼拜，她找到一家挂着“关爱社会残障人士”牌子的洗车行，几乎是半恳求半胁迫地让于斐去“卖惨”打工。
于斐很乖，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洗车行老板虽有微词但还是收下了男人，看着这个高大却只有五岁心智的青年，那位皱着眉的中年人或许是真有几分善心，也或许是盘算着能吸引些额外的关注，算是给了面子。
十年前的京州，洗一台车给20块，多劳多得，这薪资标准谁也挑不出错。
即使蒋明筝心里像被针扎一样舍不得，但在迫在眉睫的学费和生活费面前，在她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学业前途面前，她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将于斐推了出去。
于斐有严重的分离焦虑，根本离不开她，开始那一周，因为她辞了兼职全天陪着，于斐才能老老实实待在车行做工，第一天她只是消失了两个小时，男人便失控地在车行大喊大叫，如果不是另外两个年轻人拽住了要去找她的于斐，蒋明筝觉得她可能会永远失去于斐。
但大学宿舍绝无可能允许她带着一个成年男性入住，校方能为他们提供这处远离校园、条件简陋的出租屋，在旁人看来已是仁至义尽。
蒋明筝没有任何筹码再去争取更多，她只能把那份不甘和心疼狠狠按下去，低下头颅，端着讨好的笑求老板多多照顾她‘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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