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上午，东京地方裁判所。
这是一栋灰色的建筑，灰得不像是用来审判活人的地方。
大楼外墙上整齐排列的窗格在阴天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接近于铅色的冷峻。
正门前的广场很宽阔，铺着浅灰色的石材地砖，踩上去会发出硬底鞋特有的咯嗒声。
诗织穿着一身素雅的黑色西装裙，站在大楼入口处的台阶下。
这身衣服是她昨晚从衣柜最深处翻出来的——那是她母亲去世前最后陪她买的一套面试正装，两年了，只穿过两次。
黑色上装收腰收得恰到好处，齐膝紧身裙贴合着她浑圆的臀线，配一双素面无纹的黑色浅口高跟鞋。
她没有戴项链，没有涂口红，只淡淡画了眉毛。
穿正装去见法官是对法律的尊重——这是法律援助中心的田中律师告诉她的。
但她选这双鞋是给另一个人看的——他喜欢。
她记得今天有他在场。
正门入口两侧分别站着两名法警，腰板笔直，视线平视前方。
诗织出示了通知函之后，其中的一人领着她走过安检门，穿过一条很长的走廊，进入了一间审判庭。
审判庭内部比走廊更冷，冷气开得像是要把空气本身冻住。
房间不大——旁听席六七排，公诉席在左边，辩护席在右边，正中央靠上的位置是法官席。
墙壁是浅橡木色的木质镶板，搭配厚重的深蓝色地毯，所有椅子都硬邦邦的。
灯是嵌入天花板的冷白色灯，光照之下每个人的脸都显得有些苍白。
旁听席上已经坐了几个人。
诗织走进来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岛崎的母亲。
她坐在旁听席第二排最左边的位置，穿着一件深蓝色和服——出席法庭的郑重着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她的丈夫坐在她身边，还是那件深灰西装，领带这次系正了，但脸上的表情比那天在警察署更加僵硬。
他们旁边坐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是上次见过的律师。
后排还坐着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大概是岛崎太一的同校生。
岛崎太一本人没有到场——他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主张性行为是合意的，而黑崎优真以铁管攻击三人致伤则是确凿的事实。
今天控方对他行为的定性是故意伤害。
诗织在旁听席第三排最右侧坐下，把包放在膝盖上，双手交叠放在包上。
她没有看岛崎母亲。
但她从余光里知道，对方在看她。
那目光从左侧斜斜地打过来，落在她紧绷在胸前和臀侧的正装布料上，像是在无声地重复警察署大厅里那句没说完的话。
审判庭正面的侧门开了。
两个法警带着黑崎优真走了进来。
他穿着拘留所提供的深蓝色囚服，材质粗粝，领口露出一截白色T恤的边。
脸又瘦了些——颧骨的棱角更加分明，下巴上的胡茬变成了隐约的青色须根。
但他的背挺得很直。
走进来的时候他先是扫了一圈旁听席，找到她之后目光停了一下。
然后他弯了一下嘴角。
不是笑。
是让她知道他看到她了。
诗织在膝盖上捏紧的手指松了一下。
法官入场。
全体起立，再坐下。
审判长是一个五十多岁、戴窄边眼镜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法令纹极深，像是被刀刻进脸颊两侧的。
他坐下之后先翻阅了面前的卷宗，然后抬起头，语调平直地宣读案由。
检察官开始陈述。
起诉书的内容和诗织在律所看到的版本基本一致——黑崎优真于平成某年某月某日傍晚，在中野区百老汇旧商店街后巷，使用铁管对岛崎太一及另外两名未成年人施加暴力，致岛崎太一重伤（脑挫伤及颅骨骨裂），其余两人分别骨折及挫伤。
起诉罪名：故意伤害。
检察官的声调不激昂，但每一个字都选择了最不利的措辞——“极为残酷”、“一根铁管对毫无防备的未成年人连续多次殴打”、“行凶者在事发后未主动自首”——她用这些措辞在法官面前垒起了一面墙，墙上每一块砖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构罪。
辩护律师田中站了起来。
他比检察官年轻一些，声音低沉但清晰。
他的陈述重点始终围绕着几个核心事实——“被告并非主动寻衅，他是接到女友白石诗织被多人强暴的信息后赶赴现场”、“被害者岛崎太一等人先对白石实施了强奸行为”、“被告的暴力虽超出正当防卫时间范围，但其动机完全出于对正在发生的重大犯罪的阻止和反击”。
他最后说道：“审判长，刑法第三十六条正当防卫的认定确实要求侵害的现在性，但本案件的侵害——强奸——在被告到达时是否已经完成——这一点在被害者白石小姐本人的证言中会有明确回答。请给予她陈述的机会。”
审判长的镜片在灯光下闪了一下。他转向旁听席。“证人——白石诗织。请到证人席。”
诗织站了起来。
高跟鞋在深蓝色地毯上没有发出声音。
她走到证人席上，面对法庭。
法官、检察官、律师、旁听席上的岛崎父母、以及旁听席斜对面穿着囚服的那个男人——她一一看了过来。
法官问她：“你是白石诗织吗？”她回答：“是的。”书记官引导她宣誓。
她右手放在宣誓书上，声音不大但很稳：“我宣誓只陈述事实，不隐瞒真相。”然后她在证人席上坐了下来。
首先提问的是辩护方。
田中律师站起来，走到证人席前。
他的语气很温和：“白石小姐，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一定很困难。但请你告诉法庭——那天傍晚在中野区百老汇旧商店街后巷里，你遭遇了什么。”
诗织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她开始说。
她说了便利店门口的搭话。
说了跟着那个自称受伤的年轻人走进巷子的过程。
说了在巷子深处袭击突然到来——一只手掐住了喉咙，把她整个人按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她当时连尖叫都发不出来。
她描述了被撕破的毛衣、被撕裂的连裤袜，描述了趴在她背后的人用什么样的姿势对她做了什么，描述了掐在她脖子上的手每次收紧时她的眼前会一阵阵发黑。
她说了另外两个人在旁边吸烟、交谈、评价的场景。
“——他们对同伴说：『又不是我们的女朋友。』”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抖，但审判庭的温度似乎降了一度。
她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了最后的部分。
黑崎赶到的时候——她当时意识是清醒的——她还保持着被按在地上的姿势，还在被人侵犯。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旁听席任何人，只看着田中律师的脸。
“被告到达的时候——侵害仍在进行中。”
这句话一出来，检察官的笔停了一下。
岛崎母亲的身体在旁听席上微微前倾，像是想说什么，被她的律师压住了手臂。
法官推了推眼镜，在面前的纸上记了几个字。
田中律师点点头，接着问：“岛崎太一及其同伴在你身上施加的身体侵害是否具有任何形式的『合意』？”
“没有。”诗织的回答几乎紧接在此问题的末尾。
“我和岛崎太一素不相识。我从未说过任何可以被误解为同意的话语。我一直试图挣脱，但他的手掌卡住了我的喉咙。——这不是合意。”
她指尖轻触自己喉咙两侧的旧伤痕，虽然现在它们已变成淡褐色的愈合痕迹，但她的指尖仍然能隔着空气感受到那些指骨的形状。
然后检察官要求交叉询问。
检察官站起来，他的脸部肌肉不多，但在提问之前他先看了诗织一瞬。这一瞬是检察官的职业病——通过观察来预判证人底线。
“白石小姐——”他的声音比刚才的陈述更平，更慢，像是在小心地穿过薄冰。“你说你当时意识是清醒的——对吗？”
“是的。”
“那么你还记得——被告用铁管击打岛崎太一等人时——打了几下？分别打在什么位置？顺序是怎样的？”
“我不太清楚。”诗织说，“我当时无法清楚地从背后看到击打位置。但我能听到击打身体的声音。一共几下——我没有数。我只知道是他在保护我。”
检察官没有追问击打次数。他换了一个角度。
“被告对你说过任何关于——『要报复这三人』之类的话吗？在事发之前或当场？”
“没有。”
“——那么事发之后呢？在公寓里。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否向你表示，他对于使用暴力这件事没有任何后悔？”
诗织张了一下嘴。
然后闭上了。
她记得他说了。
“如果重来一次，我还会这么做”。
但她没有办法在法庭上回以这句话，因为她知道这句话会让检察官拿到他需要的全部东西——一个对伤害行为“无悔意”的加害者。
而她同时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出于暴戾，而是出于——他爱她。
她对他说不出谎。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他和我说——他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他没有后悔保护了我。”
检察官的眼角微微动了一下。这句话的模糊性让他无法精准攻击，但他还是转向了法官。
“审判长——根据证词和现有证据我想提醒法庭注意几点。
一、被告当时使用的铁管并非随身携带用以自卫，而是随手从垃圾堆旁捡到的凶器。
二、被害人岛崎太一当时已被击倒并丧失反击能力的情况下，被告仍在继续施加暴力，直至于将其殴打至颅骨骨裂。
三、证人白石小姐本人的证词并不能证实通过继续施加这种暴力来阻止侵害的必要性——她描述了被告的到达后侵害还在继续，但对于击打过程的具体情形她无法确认。
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足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种行为，在实质上，超出了刑法所容许的正当防卫范围。这属于对已完成侵害的报复——”
“不对。”
诗织的声音突兀地打断了检察官。
审判庭里所有人都转了过来。
法官抬起头，法警略微向她挪近了一步。
但她没有看检察官，也没有看法官。
她看着正在被告席里攥紧双拳的那个人。
“不是报复。”
她说，“他在保护我。他在那个时刻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让我不再被伤害。你们把那叫做报复——我把他叫做我的男朋友。我当时还趴在地上起不来。我的身体里还在淌着别人的精液。他没有报复任何人。他在——”
眼泪从她眼眶里掉了出来，但她没有抬手去擦。她的声音在结尾时微微发抖，但每一个字都仍然完整。
被告席里发出了一声极轻的、被金属链限制住的响动。黑崎握住了栏杆。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声音。但诗织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在说“够了”。
她摇了摇头，轻轻回了一声：“还没呢——”
然后她重新转向法官。
吸了一下鼻子，用手背很快地擦了一下眼泪。
然后她用一种比刚才更安静的、但比整个审判庭里任何一个音量都更固执的语气说：
“审判长——我不知道法律怎么判断一秒前和一秒后。但我知道他不是一个施暴者。他是我在这座城市唯一的依靠。”她顿了一下，“他保护了我的命。请你们也保护他。”
审判长没有回答。但他的钢笔在纸上停了很久没写字。
接下来是最后辩论。
检察官再次重申他的主张——故意伤害罪成立，求刑一年半。
辩护律师重申正当防卫接近成立、退一步讲也是防卫过当，并强调被告无前科、家庭背景稳定、有固定工作，请求判缓。
最后，法官宣布将于下周四宣判。
诗织走出法庭的时候，大楼外面的天还是阴的。
太阳在云层后面发着灰白光，没有影子，没有风。
她在大楼门口站了一小会儿，深呼吸了几下冷空气。
然后她看了看手表，心里算好回中野的时间。
她走到法院大门外的斑马线前，正好遇到从侧门出来的岛崎母亲。
对方显然也看到了她。两人隔着斑马线的红绿灯，在对角线上对视了片刻。岛崎母亲穿着深蓝色和服，依然保持着那份庄重的风度。
但她的目光在与诗织交汇的片刻里，不再是警察署那种外露的尖刻。
而是把相同的情绪压缩成更沉、更难释放的东西锁在伪装得体面的皮相之下。
红绿灯变了。
两人都没有说任何一个字。
岛崎母亲踩着木屐先过了街，背影在人群里缩小成一个小小的深蓝色方块。
诗织没有目送她。
她转过身，朝地铁站走去。
阴云压得低低的，带着一点潮湿的腥味，但她没有叫伞。
她想着六叠和室里还亮着暖光的灯，想着冰箱里的味噌汤，想着那面穿衣镜。
想在法庭里攥着栏杆说不出话的那个人，想着他隔着玻璃问她是不是瘦了。
想着他喜欢的她的每一寸地方——此刻都包裹在这件黑色的正装下面，心脏还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