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京都大学狭小的宿舍，我夜不能寐，脑海中交替浮现浅野立花手腕的淤痕、玲奈含泪的控诉，以及视频里那令人心碎的折磨。
我查阅了日本关于家庭暴力和虐待的法律条文，知道仅凭一段来源非法的视频和孩子的证词，未必能形成铁证，尤其是面对一个可能善于伪装和狡辩的施暴者。
但我不可能坐视不理。
经过一番挣扎，我决定匿名行动。
我用公共电话，以“担心邻居”的匿名者身份，向京都府警及儿童相谈所发出了举报信，详细描述了浅野家可能存在的长期、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并暗示存在影像证据，若调查启动，可提供关键线索。
举报后的日子，每一次去浅野家授课，都像在走钢丝。我仔细观察着这个家的一切，试图捕捉任何变化的蛛丝马迹。
直到那次授课后的第三天下午，我接到玲奈发来的一条简讯，只有短短几个字：“老师，今天有警察来家里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再次踏入浅野家时，气氛明显不同。
那种刻意维持的平静下，涌动着不安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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